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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校長龔克講述改革開放帶來的教育巨變

[提要]1977年恢復高考,是打倒“四人幫”以后中國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件。35年如白駒過隙,自己從一名考生到大學校長,可以說我是在大學里親身經歷了天翻地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1982年畢業后留學奧地...

  上世紀90年代初,龔克在清華大學給學生們上課。資料照片

  1977年恢復高考,是打倒“四人幫”以后中國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件。

  當年,教育是“文革”的重災區。沒想到,鄧小平同志一復出就自告奮勇抓教育,并以大無畏的政治決心,改變已經作出部署的“工農兵學員”推薦招生工作,采納教育專家的意見,毅然作出當年恢復高考的決定。當年10月恢復高考的消息見報,12月便雷厲風行地在全國范圍組織起約600萬人參加、牽動億萬人心的考試,次年春全面開學。這一重大舉措,震動了整個中國和世界。因為,它事實上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藩籬,從而改變了我們那一代人的命運,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國即將發生巨變,為一年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全黨全國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重要的群眾基礎。恢復高考,雖然在600萬考生中僅有20多萬人入學,但這一“巨變”讓青年一代看到了希望,贏得了民心、提升了民氣,使之后的改革開放順理成章。

  我那時已在工廠工作了近8年,申請上大學已經是第5次(有3年工齡即可申請),但總是得不到機會,也不知怎樣才能得到機會,因為“個人報名、群眾推薦、組織審查、學校錄取”的方針,沒有透明的規則,沒有憑自身努力去爭取的機會。我沒想到竟然能恢復高考,讓所有的人憑自己的努力爭取上大學。

  接著,又是一個接一個的“沒想到”。沒想到,我們入學不久,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實現了歷史的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沒想到,我們這一屆還沒有畢業,在鄧小平大力推動下,中國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國家學位制度,從而形成了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完整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使我們成為第一批拿著學位畢業的中國大學生;沒想到,我們即將畢業,在對外交往很少、外匯緊缺的情況下,鄧小平竟然能下大決心“成千上萬地派”留學生,經過考試選拔,我成為最初出國留學中的一員;沒想到,我在國外完成學業時,又是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建立了中國的“博士后流動站”制度,我則有幸成為最早的中國博士后之一,從而有了“流動”的機會。更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提出,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不僅是教學中心,也要成為科研中心。這一主張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大學的面貌,讓一批研究型大學迅速興起,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水平從根本上得以提升。教育的變革成為全國變革的先導,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支撐。

  35年如白駒過隙,自己從一名考生到大學校長,可以說我是在大學里親身經歷了天翻地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

  我們的大學教學變了。我學的是“微波技術”專業,出國后對不上口,因為國外的本科口徑是“電子工程”,或是“電氣電子工程”,甚或是“電氣電子與計算機工程”。我們那時幾乎全是規定好了的必修課,到國外要自己選課,很不適應。我們那時的學習內容由于長期封閉,幾乎形成了“時代差”。比如,在國外“數字技術”已經成為主流,而我們那時卻基本上停留在“模擬時代”。又如,那時在國外已經講授網絡,而我們還沒有接觸過“單機”,還是拿一張張卡片寫程序,穿紙帶做輸入,進機房也只是參觀而已。今天,我國大學不僅是專業口徑大大拓寬了,而且大力發展通識教育,開設了從公共通識課到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不同層面的選修,以及雙學位、主輔修、轉專業等等,教學、實驗的內容和設施與發達國家幾無差別。還有,畢業統一分配變成了自主擇業,這種擇業的“自由”是多么巨大的歷史進步啊!

  我們的國際交往變了。我的畢業設計指導老師是系里“鳳毛麟角”的上世紀40年代的留美生,但由于30年的隔絕,脫離了世界學術前沿,我們能查到的資料不僅少而且舊。中國學者偶爾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帶回一本會議文集,如獲至寶。我出國時,為打一個國際電話要開介紹信、去北京西單排隊、登記,極其麻煩。我回國時,新“海歸”也還是“鳳毛麟角”,常常要在國際交流中當“翻譯”。今天的學校里,“海歸”教師比比皆是,他們與國際學術前沿保持著緊密的聯系。他們不僅經常地、大量地參加國際學術交流,而且很多重要的國際學術活動就在國內甚至是校園內舉行。我們的師生通過網絡與國際學者同時接觸最新的信息。

  我們的學術地位變了。那時我國學者在國外發表論文很少,在國際學術組織任職的幾乎沒有。記得到20世紀90年代,全校的IEEE會員只有幾個人,現在光是電子系就有好幾位,且在國際學術界相當活躍。20世紀80年代初,重點大學一年只有幾十萬元科研經費,現在增長了近萬倍。在一些重要的實驗室,我們的科研已經站在世界的最前沿。我國的國際學術論文已位居世界前列,中國學術成果被引用和關注的越來越多。大學里的國際科技合作已成常態且迅猛地在廣度和深度上發展。我在奧地利的老師Riedler教授,1981年第一次來華講學,講的就是衛星通信的ABC,聽課的卻大多是當時資深的中國學者。20年后,Riedler到西昌衛星中心參加他們研制的儀器搭載在中國衛星上的發射,并參觀我們在清華的小衛星中心,我們都感慨萬千!

  我們的大學地位也變了。那時,與國外大學在管理層面打交道,就像是小學生,必須從頭學起。現在,盡管我們依然虛心學習和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經驗,但我們已經成為平等交流的“同事”。中國大學對于教育發展的認識和見解、中國教育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越來越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我自己就曾多次受邀,與國際著名大學校長在重要國際論壇上同臺演講和研討。特別要說的是,當年我們出國后要先經過考試認定才能注冊為研究生,而今我們的畢業生已是世界生源和就業市場上的“搶手貨”,力主放開中國研究生簽證的正是美國最優秀大學的校長們。

  改革開放的35年,教育領域經歷了從封閉到開放、從落后到與世界同步的巨大變革,但仍然存在不少需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地方,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作出了新部署,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又將呈現在人們面前。(南開大學校長 龔 克)

  (本報記者 晉浩天采訪整理)

  (簡介:龔克,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北京理工大學學習,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1982年畢業后留學奧地利,歸國后入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任教,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天津大學校長,現任南開大學校長。2013年10月,龔克獲聘聯合國秘書長“科學咨詢理事會”,成為該組織中唯一一位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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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林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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